阿石拉比在宁南调研水电移民后续扶持工作

第一届是八七年，八八年是第二届。

首先，刘宗周理为气之条理命题是气学形上学的基础结构，他将此结构贯彻到心性论和工夫论，建构了独特的气学本体工夫论。刘宗周反对以一个先在的抽象概念来规范现实世界，他的气学建构将心学形上学与日常生活彻底一元化，由此开展出直接拥抱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充分肯定万物多样性的思想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宗臣的文字被晚明学者陈仁锡（号芝台）收入《经济八编类纂》【16】。阳明说：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学言中》《会录》，《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408、515页。就形下之中而指其形而上者，不得不推高一层以立至尊之位，故谓之太极：而实本无太极之可言，所谓无极而太极也。阳明心学形上学的特点是重视真实存在经验，天理的创造性是通过感应的现实作用展现的。

51 蔡仁厚：《孔子的生命境界--儒学的反思与开展》，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第314页。【5】刘宗周批评阳明这一观点，并将其修正为：盖良知与闻见之知，总是一知，良知何尝离得闻见？闻见何尝遗得心灵？【6】余英时针对这一变化指出，刘宗周之学加重了闻见之知在儒学中的分量，代表十六七世纪儒家知识论发展的新方向【7】。彭国翔: 这个当然是有啊，包括你最直接的导师对你的影响。

否则的话，修课太多会占用你们的时间。当然，也包括宗教学的方面。我经常打个比喻，做学问就像盖房子一样，真正的贡献是在还没有完成的地方添砖加瓦。他是留德的，研究康德哲学的。

比如说，一个历史系的博士生写的文章，按理说应该是历史专业的学者来审核。现在我们写文章、做研究，首先要看题目本身是不是有价值。

这种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过程，就是成人的过程。这就是一个客观的限制。你不能说最后到退休了，最拿手的还是自己的博士论文，那就不合格了。他应该是30年代生人，如今当然年龄很大了。

但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自己有这个兴趣。怎么说呢，他们虽然是研究中国学问的，无论是中国的哲学思想还是历史文化，但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开阔的视野，而且他们是很自觉地把中国的学问放在世界学术的整体当中去看的，并不是孤立地去看中国的学问。你们在读研究生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这印象？其实，我在的时候叫《北大研究生学刊》，不叫学志，志这个字是我改的。我们知道朱熹的读书法，他的《朱子语类》里面有很多是在讲怎么读书的。

这种情况之下，不要说讲得足够不足够，讲得对不对都成问题啊。但如果你不能够有意识地培养自己阅读现在不怎么感兴趣的、不怎么喜欢的著作，那你将来的阅读经验就会非常狭窄。

但是，可能目前想要做到这一点难度比较大。不是说有些问题别人研究过就不能再研究，不是这个意思。

而他们毫无疑问会从自身专业的角度来看送来的文章，对不对？如果你哲学方面修养很好，审查人未必知道你是历史专业的学生，就算知道，也会觉得虽然你是历史系的博士生，但你文章表现出来的哲学训练不错，显示出你对哲学不陌生、不外行，而且你文章里面所有相关哲学的部分都讲得不错，那审查人一定觉得你合格。我们读书是干什么？朱子读书法的第一句话就说：读书已是学者第二事。这当然都是不好的结果，而结果当然就可以是相反。比如说，有的人对中国的传统了解太少、太浅。它要有一种转化性的力量。如果史学界的学者认为你的文章符合史学专业的要求，认可了你发表的论著，你就达到了史学专业的要求，你就跨出去了，对不对？记得以前有看过我某一类文章的人，并不了解我是哲学专业的，就以为我的专业是文献、考证和思想史（笑）。

但只有已经阅读了很多东西，在一个很宽广的基础之上，你才能到那个塔尖上。你看民国时期的那些学者，他们基本上一方面自己是从传统出来的，有很好的中国学问的根底，这一方面并没有中断。

四年大学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所以，我奶奶小的时候，同时接受了两种教育：一种是传统的私塾教育。

比如说，你虽然是哲学系专业的学生，拿了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但你从大学开始就很注重阅读一些史学的研究成果。但是，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自我期许和不同的自我要求。

如果说你能跳出自己原来的那个井，去不同的地方看一看，过去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不断深化自己，有意识地经常去建立新的知识，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对一些问题不断去拷问，这样的话，你自己就会不断成长。你如果一下子跳很远，那也不容易。最初还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文化的意识，后来慢慢就凝聚到学术、思想方面了。彭国翔： 我再加一句，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说我们应该是行有余力，则以普及。

沈裕挺: 对老师，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代际上的差异，所以想在这边再追问您一下，您觉得您这一代学者学习传统文化、中国哲学以及之后形成的知识体系和治学方式，和您的老师辈、您的年轻的学生辈相比有什么差别呢？ 彭国翔：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要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首先是时代的差异，不同的时代造成了一种客观的条件，自然会让不同时代的学生、学者，在问题意识和精神关怀方面产生很大的不同。但是，一个人掌握不同的拳法，并不是说你可以打乱你练习一种拳法必要的步骤。

后来你们都知道，我们和这个轨道脱离了。这种智慧始终是有价值的。

余英时先生生前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更希望我的名字出现在专业同行学者的footnotes里面，而不是出现在大众传媒的headlines里。在我看来，各个学科只是不同的视角，观察自我、社会、世界的各种视角。

回到跨学科的问题来看，作为一个历史系的博士生，当你涉及哲学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一开始就做到合格呢？当然不容易。比如说如何读书，你看朱熹的读书法，再看余英时先生写过的流传很广的一篇文章，叫怎样读中国书，双方就有很多共识。比如说，你阅读哲学作品的时候，可以同时阅读史学的作品。比如说我最近研究什么，然后过两年再研究什么，这当然是可以有计划的。

比如说，就像现在，没有博士学位你很难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你先得能吃饭、能立足、能存活。当然，有些西方哲学的中文翻译是不错的，但并不都是可靠的。

沈裕挺：老师您刚刚提到跟海外的交流其实跟内地的学者交流是有会有不同的，那您觉得跟港澳台、美国以及内地的学者，在跟不同学者群体交流中，您感觉到什么样的差异呢？ 彭国翔：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内地的学者不是铁板一块，海外的学者也不是铁板一块。当然不是这样，对不对？举个例子来说，有段时间我们的教科书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当作哲学的第一问题，好像古今中外所有的哲学家都首先要思考这个问题。

那时候校园里的学生走在路上夹一本弗洛伊德的书，夹一本西方经济学的什么书（笑），是很时髦的。做思想史的则有王汎森先生、黄进兴先生等人。